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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概论  
第一节 爱琴文明与荷马时代 一 克里特文明  
第一节 爱琴文明与荷马时代 二 迈锡尼文明  
第一节 爱琴文明与荷马时代 三 荷马时代  
第二节 古风时代 一 古风时代的经济与社会  
第二节 古风时代 二 城邦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征  
第二节 古风时代 三 斯巴达国家的形成和早期发展  
第二节 古风时代 四 雅典的兴起  
第二节 古风时代 五 殖民城邦的产生  
第三节 古典时代 第三节 古典时代 一 希波战争  
第三节 古典时代 二 古典时代的社会经济  
第三节 古典时代 三 雅典民主政治  
第三节 古典时代 四 伯罗奔尼撒战争  
第三节 古典时代 五 城邦危机  
第四节 马其顿 亚历山大帝国 一、早期马其顿  
第四节 马其顿 亚历山大帝国 二、亚历山大帝国的兴亡  
第四节 马其顿 亚历山大帝国 三、希腊化时代  
第五节 上古希腊文化  
第五节 上古希腊文化 一、宗教与神话  
第五节 上古希腊文化 二、哲学  
第五节 上古希腊文化 三、文学  
第五节 上古希腊文化 四、建筑和美术  
第五节 上古希腊文化 五、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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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古代希腊的自然环境古希腊史是西方文明史的开端，其创造者是居住在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西岸、黑海沿岸、南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古希腊人。希腊半岛是古希腊人活动的中心舞台，对古希腊史具有决定的意义。  
　　希腊半岛的地理特点之一是靠近西亚和北非，这使希腊同小亚细亚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从而成为欧洲最早接受西亚农业与青铜文化的地区，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再一个地理特点是多山，耕地有限。整个半岛山脉纵横，百分之八十是山地，其间点缀着一些小平原。巴尔干山脉的支脉把全岛分成北、中、南三部分。北希腊包括伊壁鲁斯山区和帖撒利平原。中希腊和北希腊由一条险要的隘道温泉关彼此相联。阿提卡和彼奥提亚两地区在中希腊最为有名。南希腊是半岛中的小半岛，称伯罗奔尼撒半岛，只有一狭窄地峡与中希腊连结，因而自成一体，较为封闭。  
　　希腊半岛沃土不多，这迫使古希腊人竭力利用每一块可耕的河谷地、近海小平原和山坡地，种植地中海地区的主要作物，如大麦、小麦、橄榄、葡萄、蔬菜。因为地少人多，希腊半岛的粮食自给常有困难，人们被迫很早就向岛外殖民，开辟新的家园。  
　　但希腊半岛山中盛产大理石和高质量的陶土，有利于建筑、造型艺术和制陶业的发展。山中还蕴藏着古人可利用的铜、铁、金、银矿，对冶金业和商业十分有利。此外，希腊半岛三面环水，港湾众多，特别是在通向西亚的航路上遍布岛屿，在爱琴海上航行，人们的视线一般不离海岛和陆地。这些有利于古人的航海条件②促进了希腊以手工制品和原料为主的对外贸易，因此航海业与海军在古希腊有特殊的意义。  
　　居民有关“希腊”和“希腊人”的概念出现较晚，源自后来的古罗马人。罗马人把希腊人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殖民地统称作“大希腊”（magnagraecia），今人所用的“希腊”名称便由此而来。古希腊人自称“海伦人”（Hellenes），称希腊半岛为“海拉斯”（Hellas）。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就是海拉斯的土著居民。在他们看来，希腊最早的居民是勒勒吉人、德里奥人、皮拉斯吉人、卡里亚人。  
　　据考古材料，早在旧石器时代，希腊半岛就有人居住。1961年在希腊东北部曾出土了尼安德特人化石。至于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则在半岛和爱琴海岛屿上多有发现。  
　　公元前7000年，希腊进入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在希腊各地均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布局与房屋构造同西亚早期新石器时代村落相似，农业文化也雷同，显示西亚文化的巨大影响。希腊人和后来的希腊人不是同族，属于非印欧语系的人，因为希腊的一些古老地名，如科林斯（Corinth）、克诺索斯（Knossos）的词尾nt和ss与印欧语言的习惯不符。  
　　公元前3千年代末和2千年代初，希腊进入青铜时代。属印欧语系的希腊人首次迁入希腊半岛，人称亚该亚人，后来以南希腊的迈锡尼为中心，发展出著名的迈锡尼文明。  
　　大约在公元前12—前11世纪，一支叫作多利安人的印欧人部落侵入希腊半岛，占领南希腊大部和克里特等海岛，毁灭了迈锡尼文明。  
　　多利安人入侵后，希腊居民的分布状况基本固定下来，按方言与亲缘关系可分成4类：亚该亚人居于南希腊北部（阿卡亚、阿卡狄亚地区），伊奥利亚人住在北希腊和中希腊大部分地区（帖撒利、彼奥提亚），爱奥尼亚人住在中希腊的阿提卡和隔海相望的优卑亚等爱琴海岛屿，多利安人分布于南希腊大部和克里特岛。  
　　史料古希腊的史料丰富，分为实物和文字两大类。古希腊人留下的物质文化遗迹，如城市和乡村废墟、墓葬等遍及整个地中海沿岸，乃至近东和中亚。其中最著名的有雅典卫城、克里特和迈锡尼宫殿遗址等。此外，大量雕塑、绘画、钱币以及其它手工制品也传了下来。它们是古希腊不同时期社会经济状况的实证，也对复原古希腊人的思想文化发展提供了证据。  
　　文字史料包括铭文、纸草文献和古代作家的作品。目前能够释读的最古老的古希腊铭文是爱琴文明时期的泥版文书，年代属公元前2000年代后半叶，所用文字为印欧语系的线形文字B，内容多系王室经济表报。稍早些的克里特泥版文书也有所发现，人称线形文字A，目前未能解读。多利安人入侵之后，线形文字B随迈锡尼文明一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元前8世纪出现的字母文字。此类铭文为数众多，集中于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具有珍贵史料价值。  
　　纸草文献同铭文一样是考古发掘出的文字史料，目前已收集到20万件之多，包括经济、政治，文学、科学作品，私人书信和儿童作业等等。  
　　直接传下来的古代作家的作品也非常丰富，神话、史诗描写一些神灵和英雄，产生于原始时代末期，具有一定的史实内核。主要代表作是荷马史诗。古风时代的希腊人还留下一些现实感很强、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歌、散文。  
　　古希腊人同古代中国人一样，是古代少有的具有浓厚历史意识并形成真正史学的民族，他们留下了许多史著，其中完整保存下来的首部巨著是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5年）的《历史》，主要记载希腊与波斯的战争，止于公元前478年，也涉及战争期间和战前希腊的主要城邦及北非、西亚乃至印度的历史，内容驳杂，信息量大。但其材料的选择、利用还很幼稚，需小心鉴别真伪。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396年）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希腊城邦争霸战争的记实，突然中止于公元前411年的事件，系古希腊史学的顶峰之作。全书秉持客观态度，史料详实，是一幅前5世纪希腊政治、军事、社会史的瑰丽画卷。  
　　继修昔底德之后，古希腊史家色诺芬（公元前430—前354年）著《希腊史》、《长征记》等书。《希腊史》续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结束于公元前362年，重点仍写战争和邦际关系，作者的政治立场妨碍了他对史实的客观描述和取舍。《长征记》是回忆录题材的史著，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末希腊雇佣军在波斯领土上艰苦的征战历程。  
　　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三人的著作循序渐进地记述了希腊城邦由盛转衰的历史。同期的哲学家、政治家、戏剧家、修辞家的大量作品补充了他们的不足，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等人的悲喜剧，德摩斯提尼等人的演讲辞等。  
　　对重构希腊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大作还应提到普鲁塔克（约46—126年）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内含23位希腊著名人物的传记，覆盖了希腊城邦史的各个时期。书中人物形象刻画得饱满生动，但某些史实经不起推敲。除此之外，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5—前120年）的《通史》，狄奥多洛斯（约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集成》，阿里安（约96—180年）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均保留了许多晚期希腊史的信息。  
　　史学史西罗马帝国于476年在蛮族和内乱的双重打击下崩溃后，欧洲文化发生倒退，神本的、为宗教意识形态服务的基督教史学取代古希腊、罗马人本的、求真求实的史学，希腊的历史便逐渐被人遗忘，古希腊人的著作被尘封于私人收藏家、修道院的书库中。虽然拜占庭帝国还保存着古典文化的部分气息，但君士坦丁堡在1204年的陷落毁灭了许多古典作家的珍品，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社会对古希腊的兴趣索然。14世纪以后，文艺复兴运动兴起。文艺复兴即复兴受到埋没的希腊、罗马文化，借古喻今，实际上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结果发掘、整理出许多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包括史著），引起了人们对古希腊史的重新注意。自此之后，直到19世纪，史料的积累和在史料基础上对希腊史的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成果，会古希腊文，懂古希腊史，读古希腊典籍成为欧美知识分子学养的标志和时尚。英国史家格罗特的《希腊史》是各种版本的希腊史著述的代表作。德国考古家施里曼在特洛耶和迈锡尼的发现是19世纪考古学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进入20世纪，西方史家在材料的整理、考据、释读和考古发掘方面继续前进，难以数计的通史、专史、专著、论文、古代原著、工具书出版发行。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在本世纪初发掘出克里特文明，把古希腊史又推前了约1000年。近年来，西方史学界不仅在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方面硕果累累，而且开拓了社会史领域，家庭史、妇女史等著作多有问世。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古希腊史的奠基人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自己的光辉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多处论述了古希腊史的一般和个别问题，得出的众多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界解说的基础。当然，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具体结论随着史学的进步也得到了发展和扬弃。  
　　全面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古希腊史的最初尝试者是前苏联史家。本世纪20至30年代培养起一支研究队伍。塞尔格叶夫在1934年出版的《古代希腊史》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古希腊通史性著作。60至80年代，前苏联史家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反思，修正了许多过时的提法，在经济史、社会史等方面有新的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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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爱琴文明与荷马时代 一 克里特文明

爱琴文明系指公元前3千年代末至前2千年代末存在于南希腊和爱琴海岛屿上的文明，中心地在克里特岛与迈锡尼，故又称克里特一迈锡尼文明。其中，克里特文明发生较早。  
　　克里特是爱琴海第一大岛，东西长约250公里，南北宽约12至60公里不等。岛上气候宜人，树木葱笼，在新石器时期吸引来第一批居民。到公元前3000年下半叶，经济和社会发展已超过希腊半岛。在公元前2200至前2000年，岛上兴起至少4个小王国——克诺索斯、法埃斯特、马利亚、卡多一萨克罗。根据考古材料，以王宫为中心的克里特文明的演进可分成两个时期：早王宫时期，小国分立时期（约公元前2000—前1700年）；晚王宫时期，统一的克里特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700—前1400年）。  
　　早王宫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较为清楚。农业和手工业已有分工。农作物品种以大麦、小麦、橄榄、葡萄为主，手工业有突出进步。青铜器、金银器、陶器较过去增多，工艺较复杂。如彩陶瓶竟被加工得薄如蛋壳，还绘有生动的图案。在手工建筑业方面，能修筑大型王宫。该时期还产生了文字。先是图画文字，后变为象形字。按一般规律，取得如此进步的社会肯定已进入阶级社会。考古材料证实了这一点。国王居于宽大宫室之中，拥有金银、象牙制品，普通居民住在穷街陋巷里，用具简单。在克诺索斯王宫周围，挤住着几万居民。  
　　公元前1700年左右，各处王宫被毁，原因不详。不久规模远为宏大的王宫建筑群建了起来。如克诺索斯的所谓米诺斯③宫，依山而建，层层相连，中央有一长方形庭院，四周围绕富丽的宫室。室内陈设着陶器、雕塑、金银器皿，四壁是夺彩的壁画。画中题材多样，从贵妇、少女到花鸟草虫、斗牛场面，均以写实主义的笔触画就，洋溢着和平气息。米诺斯宫内还设有手工作坊、仓库、监狱，是克里特宫殿中规模最大的一座。结合古代传说，可能克里特文明发展到繁盛时期，克诺索斯王国已统一全岛甚至一度把爱琴海许多岛屿和阿提卡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经济上农业、手工业、商业繁荣。作为经济发展尺度的铜币、青铜币出现，海外贸易兴盛。思想文化方面产生线型文字A，约有132个符号，目前尚未被释读。  
　　公元前1400年，米诺斯王宫和克里特的其它城市建筑遭受毁灭性破坏，估计由操印欧语的亚该亚人入主克里特所致。从此克里特处于迈锡尼文明的影响之下，克里特文明也逐渐被人遗忘。

第一节        爱琴文明与荷马时代 二 迈锡尼文明  

迈锡尼文明形成于公元前1500年。当时，一系列小王国出现在南希腊，其中以迈锡尼、提林斯、派罗斯、斯巴达④最为著名。另外中希腊的雅典、底比斯、格拉等地亦有王宫出现。迈锡尼式的王宫式样近似克里特王宫，但宫址却选在山丘之上，并有厚高的城墙环绕，形成一座小型城堡。城堡内设有王室的陵墓，显然是为了安全起见。迈锡尼文明各国处在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连少量壁画和雕刻作品也充满好勇斗狠的勇士气息，与克里特文明时期的艺术格调迥然不同。  
　　由于亚该亚人所使用的线型文字B已被破译，因此迈锡尼文明诸国的内部结构较为清晰。国家的政体为君主制，国王称瓦纳克斯。国王之下有一批官僚，其中重要官职称拉瓦盖塔斯，可能是军事将领。还有科来塔等一系列职称，但职能不详。看来迈锡尼文明时期已形成一套官僚体制。有趣的是，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国君和官员都不留姓名，或者他们本来就没有留名的历史意识，所以至今人们对他们的王朝世系一无所知。  
　　迈锡尼文明各国的经济基础是土地双重所有制，即土地财产的私有制和公有制并存，这是早期阶级社会共有的特点。国家的统治者照例是大土地所有者。国王有地30单位①，拉瓦盖塔斯和科来塔有地10单位。村社成员只有村社公有地的占有权，每人占有的面积不足1单位，还需租种部分公有地才可为生。线型文字B泥版材料没有记载村社成员占有份地需负担何种义务以及承租土地需交纳多少租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迈锡尼文明的土地私有制还不发达，尚未充分地排挤公有制。  
　　迈锡尼等国已形成阶梯状的社会阶级结构。最下层是奴隶阶级。男奴称do—e—ro，女奴称do—e—ra，集中在国王与达官贵人家中劳动。仅派罗斯王宫中就有奴隶500人。①奴隶阶级之上是与贵族相对立的平民大众，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农民居住在城外的村社之中，目前已发掘出约400个属于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农业居民点。手工业者集中在城内，迈锡尼王宫附近就有一个手工业者居住区。另外商人阶层也已存在。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阶级是社会的统治阶级，在当时生产力还不发展的情况下，他们依靠剥削奴隶和小生产者积聚起大量财富。派罗斯宫中有800个陶缸，许多大陶缸用以存放从各地搜刮来的剩余产品。  
　　迈锡尼文明的鼎盛时期在公元前13世纪左右。其势力伸展到整个爱琴海，可能同小亚人一道击灭赫梯王国，并约在公元前1240年联合攻打小亚细亚的国家特洛耶，由此衍生出许多段曲折动人的故事，被后来吟游诗人反复诵唱修改，遂成荷马史诗，流传万世。  
　　公元前13世纪末至12世纪，希腊受到入侵浪潮的冲击。考古材料表明，入侵开始方向可能在靠近希腊西北的伊利里亚附近。入侵者所过之处只留下废墟，未留下任何可资证明其身份的遗物，哪怕是一个矢镞。古希腊人自己说入侵者是多利安人。他们占领北希腊的伊壁鲁斯，中希腊的阿卡纳尼亚、埃利斯等地，余部扫过中希腊，占据南希腊大部。然后进占克里特与一些爱琴海岛屿，使这些地方均成为后来多利安人的居住区。

第一节        爱琴文明与荷马时代 三 荷马时代  

多利安人入侵的直接后果是迈锡尼文明的毁灭：业已形成的国家、繁荣的城市、雄伟的王宫、兴旺的手工业和商业、线型文字B都被一扫而光；希腊人口锐减，居民点稀疏；属于入侵之后300年里的墓葬贫乏单调；迈锡尼时代有美丽彩绘的陶器为朴实的，带几何图形的陶器所替代；与东方的贸易往来中止；精美的金石骨器雕刻制品和首饰无影无踪。希腊显然进入了一个封闭、贫穷的时期，西方人称之“黑暗时代”。由于过去有关这个时期希腊史的少量信息几乎完全来自荷马史诗，所以这一时期（公元前11—前9世纪）又被定名为“荷马时代”。  
　　荷马时代的经济落后于迈锡尼时代。人们的经济活动局限于农业、畜牧业。考古学家至今没有发现任何一处手工业作坊的遗址，说明手工业发展微弱，商业微不足道。但经济的落后不是绝对的。此时，铁器传入了希腊，并成为劳动工具和武器的主要制作材料，这就为希腊史的下一步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  
　　与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荷马时代的希腊社会较迈锡尼时代落后一个阶段，退回到氏族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土地已在各父权制家庭之间分配，肥沃的土地被氏族贵族侵占。从氏族公社成员中分离出一批潦倒的贫民，要么受雇于富人，要么沿街乞讨，四乡流浪。奴隶制也已是社会认可的制度，部落首领家中奴婢成群。  
　　在社会关系发生量变的同时，社会管理组织相应地向代表少数富有者利益的国家组织转化。原氏族部落首领的权力在向真正的王权过渡，民众大会和贵族议事会的作用在减小，国家在希腊的再次兴起，即量变到一定程度后的质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②见《欲望本生》，载《佛本生经故事逊，第287—288页。  
　　③《榕鹿本生》说，波罗奈国王梵授王热衷打猎，每餐必吃肉。“他停止国内一切行业，召集全体城乡居民，天天出外捕鹿。”此事弄得民怨沸腾。见同上书，第8—11页。  
　　④如《难陀本生》说，一个老富翁怕年轻的妻子不将财产传给儿子，便让家奴难陀将钱财偷偷埋于地下，等将来儿子长大后再取出来给他。见《佛本生经故事选》，第29页；富人埋葬钱财之事另见该书第66页，《骗子本生》等。  
　　①《剩饭本生》说到一位以行乞维持生计的穷艺人，其子长大成人了，他依然穷困潦倒，以行乞维持生计。  
　　①古代人因无罗盘，航海时必须靠近陆地，以免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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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古风时代 一 古风时代的经济与社会
  
经济公元前8到6世纪的古风时代①前承黑暗的荷马时代，后启辉煌的古典时代，是希腊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  
　　在古风时代，农业仍是希腊人赖以为生的主要生产部门，土地是最好的财产形式。在希腊人眼里，财产即“有用的东西”，主要是地产。因此在农业领域形成的关系和发生的变化，决定着社会的面貌。  
　　古风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式样、质地和效能有所改进，农民使用铁犁铧、铁镰、铁锄、铁锹，园艺业中使用了铁剪。裁培技术可能有所提高，作物产量增多。但因古代生产力的进步始终是在手工劳动工具范围内进行的，进步潜能有限，所以进步的幅度不会很大。在正常年景下整个社会保持温饱就不错了，剩余总量有限，特别是对山多地少的希腊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广大小农的生活仍然十分艰苦，古风时代的诗人，从赫希俄德到品达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力主不误农时，勤奋劳动，避免挨饿，反映当时中小农的生活状况。②  
　　古风时代虽然以农业为主，但手工业和商业在部分先进地区，如科林斯、雅典，已同农业完全分离开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其突出表现是制陶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勃兴，这是古风时代同荷马时代经济的最大不同之处。公元前7世纪，科林斯彩陶风行希腊和地中海地区。公元前6世纪，雅典彩陶（黑色陶与红色陶）取代科林斯陶，行销到今意大利、法国与近东一带。如此范围广泛的输出不仅表明希腊人已彻底打破了荷马时代的封闭状态，而且还表明在这两个先进地区存在集中的手工业生产场所。  
　　除制陶业外，铁器冶炼与制造业、采矿业、造船业均有明显发展。从当时的彩陶瓶画上已能看到铁匠使用风箱、钳、锤、砧，木匠使用铁锯、刀、斧、凿、钉等专业工具。金属冶炼需要矿石，希腊人在此时开采了优卑亚岛的铜矿和南希腊拉哥尼亚的铁矿。但造船用的木材看来是由外部输入的。古风时代的希腊人既能造50桨与乘员200人的三列桨军舰，也能造载重几百吨的商船。商业对希腊人开始有较大吸引力，尽管社会普遍视农业为正业，手工业和商业受到鄙视，但在一些地区，如中希腊，头脑机灵的农民在农闲时已能出海去做几个月的小买卖以养家。用于日常生活和贮存食品的陶器和生产工具、武器是当时主要的商品，贵族则是象牙、黄金、琥珀等奢侈品的消费者。  
　　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使希腊社会经济结构复杂化：首先铸币在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产生于厄基那，①逐渐传播到希腊半岛，这表明商品交换的经常化。其次，地方集市贸易的出现，起初集中于地方公共活动场所，如神庙、集会场周围；后来则集中于城市。而城市最终形成本身也主要由于商业的推动。  
　　希腊的城市广泛兴起于古风时代，所以这个时代通常被称为希腊的城市革命时代。古希腊城市是一定农区范围内的居民的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经济和居住的中心。有城墙、塔楼等防御工事，有社稷和保护神所在的庙宇，有行政机关、集市贸易和公民集会的广场，在古典时代以后还包括必不可少的剧场。希腊城市的这些特征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在古风时代的3个世纪里逐渐具备齐全的。  
　　城市一词在古希腊文中称“波利斯”（polis），与国家同词异义。“波利斯”原意是公民集体、城砦，城市与国家、城邦是它的引申义。从“波利斯”词义的演化上可以看到古希腊城市形成的基本线索。“波利斯”大约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中叶，起初仅指设防的农业居民点，而这种防御中心肯定是某个部落或部落联盟政治和宗教活动的中心。这样便出现了城市的两个最初的特征，即卫城和广场。卫城是宗庙所在，战时防御的依托，一般建在山丘之上，周围是居民村落。广场则出于部落成员集会的需要。因此，“波利斯”是氏族社会瓦解和掠夺战争频仍的结果。随着氏族部落机关转化为国家机关，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富人和工商业者移居到城区范围内，集会场所便增加了经济功能，成了邻近农民同手工业者、商人交换产品的市场，成为城区内最富活力的地区。整个市区的城防体系因此也建立起来，城与市的这种结合导致希腊城市形成过程的终结。  
　　雅典城的形成过程可以看作是希腊城市发生的典型例证。据现代考古发掘，卫城是雅典城最早的公共建筑。在公元前7世纪末，卫城旁边还是耕地。到公元前7世纪和6世纪之交，广场出现，居民增多，但后来城中的手工业者居住区仍是一片墓地。直到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城市才有了较大规模，人口达到约万人。  
　　社会古风时代各地阶级结构包括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和小生产者阶级三个基本成分，等级结构则包括公民、非公民的自由人、奴隶三个基本层次。两种结构虽有重迭，但又不尽一致。公民是由原血缘纽带连结的同氏族部落成员组成，分成贵族和平民。贵族因其家族成员世代担任氏族部落的公职，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优势。他们自诩为“最优秀者、君子、最有势力者（aristoi），是城邦形成的有力推动者。平民主要成份是小生产者阶级，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劳动，拥有小块田产。在阶级分化严重的地区，部分平民田产被贵族吞并，论为贫民，甚至债务奴隶。他们同贵族在土地、债务和分享政治权力方面存在尖锐的矛盾。非公民的自由人在希腊被称作“外邦人”，实际是到非母邦做生意的移民，既包括奴隶主也包括小生产者。他们完全被排除于公民社会和政治生活之外，只是公民集体的依附者。只有奴隶在阶级结构和等级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才是完全一致的。但古风时代奴隶制只有初步发展，数量不多，同外邦人一样难以构成影响社会政治发展的积极力量。各地阶级与等级斗争最常见的形式是贵族与平民的斗争。这种斗争集中于重分土地和废除债务的社会经济要求。为此，平民推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掀起一次又一次运动，造成各地政权不断更迭，新兴的城邦制度日趋完善。  
　　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阶层成为一些工商业发展较快的地区社会的稳定成分。但由于工商业在古希腊始终是农业的补充，商人大部分是外邦人，因此他们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在古风时代如此，在古风时代以后也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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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古风时代 二 城邦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征  

城邦形成的途径希腊城邦是在古风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一种国家形态。②  
　　希腊城邦的总数并无精确的统计，大约在300个左右，都是在古风时代相继形成的。其形成的途径大体上可分作如下三类：  
　　1.氏族部落经过自发的、长期的解体过程，国家从氏族部落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和等级的对立中直接产生出来。这类城邦多发生在迈锡尼文明时期尚未形成国家也未受多利安人入侵严重破坏的地区，雅典所在的阿提卡便走的是这条城邦形成的道路。  
　　2.在具备了国家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征服和奴役外族居民，从而缓解了内部矛盾，其本身的氏族部落组织也在奴役者与被奴役者的对抗中转变为国家。这类城邦在北希腊、南希腊和克里特最为流行。  
　　3.通过殖民活动形成的城邦。在殖民活动中，一部分希腊人被母邦抛出，经过一系列内部和外部的斗争，在殖民地逐渐建立起独立的新邦。这种途径实际是前两种途径的变种。  
　　当然，历史过程没有绝对的重复，约300个希腊城邦的形成道路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是多种多样的，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希腊主导城邦的巨大差异就是例证。但在肯定历史多样性的同时，仍然能归纳出希腊城邦的一些共同之处。  
　　城邦的共性希腊城邦均是独立自主的小国，自由和自治是城邦热切追求的理想，也是客观事实。山脉纵横、岛屿众多这种相对隔绝的自然地理条件助长了希腊人强烈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在城邦之间有控制和反控制的长期斗争，但绝少直接吞并和毁灭他邦的行为，尊重各邦作为独立实体的存在似乎是邦际关系中不成文的法则。超越这条法则往往要费很大的气力，通过一定的程序。甚至在马其顿征服希腊后，各邦仍顽强保持着内部自治。  
　　作为初始的国家，希腊城邦均为小国寡民。最大的城邦斯巴达面积仅8400平方公里，人口总计约40万。雅典领土约2550平方公里，人口最多时约20—30万。希腊更多的是蕞尔小邦。优卑亚岛面积3770平方公里，分布着6个城邦，每邦人口多不过几万。中希腊弗西斯地区面积1650平方公里，却拥挤着22个城邦，每邦不到万人。希腊还有几千人的弹丸小邦。  
　　希腊城邦的国土一般包括农区和城区两部分。一邦通常拥有一座用于公共集会、祭祀、防御、商品交换的城市。个别邦，如雅典则拥有两座城市，就城区和农区的作用而言，农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农业是一邦之本，自给自足是城邦居民最理想的经济状态。在城区和农区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方面，二者完全平等的，一般不存在城市通过赋税、劳役剥削农区的现象。①  
　　希腊城邦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统治者是由一部分特权社会成员（虽然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有所不同）组成的公民集体。在城邦中，奴隶主阶级分为有公民权和无公民权者两部分，富有的公民奴隶主虽可在公民集体中占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优势，但他们不能脱离公民集体而实行单独统治。城邦的精髓是公民的集体治权，它来自古老的血缘联系，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使这种一度濒于解体的联系在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得到了复兴和加强。实际上公民集体即是城邦，它同氏族公社的本质区别在于，原始公社是财产公有的氏族成员的集合体，不存在剥削和压迫氏族团体内外的社会成员的条件；公民集体则是占有数量不等的私有财产的公民共同体，他们把奴隶和非公民的自由人，①甚至整个外族人集体当作主要的剥削对象。所以城邦本质上是全权公民联合起来压迫奴隶与外邦人以及调解内部关系的机器。  
　　正因为上述城邦的本质，因此公民集体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封闭性。公民一般享有土地的独占权（斯巴达除外），每个公民应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在许多城邦，公民土地的丧失即等于丧失了公民权。而非公民即便是巨富也无权拥有土地。与此相适应，公民享有政治的垄断权，是政治的主体。非公民无论阶级地位如何，始终是被统治的对象。公民集体的最高治权体现在各邦定期召开的公民大会上。正是在集体治权的条件下，希腊人才能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主权在民的政治思想。除公民大会外，城邦还存在贵族议事会或公民代表议事会和各级行政、军事主管部门。这些部门同公民大会隶属关系的强弱决定了一个城邦的政体性质。但无论在民主制、贵族制、寡头制城邦中，公民大会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希腊不存在没有公民大会的城邦。  
　　公民不仅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还享有城邦宗教、节庆、竞技、演出等文化活动的特权。非公民不能以平等身份参予任何文化活动，奴隶则只能作为最低等的服务者接触此类活动。  
　　从公民集体的最高治权派生出城邦的另一显著特点：城邦各级公职人员并不组成由某个首脑统一领导下的内阁或政府，而是单独对挑选其任职的公民大会和相应的议事会负责。除个别例外，城邦不存在公职的终身制，①没有国家机器成熟后的职业官僚。与此相适应，国家的主要成份军队是召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公民兵。全体男性公民的重要义务之一就是服兵役并自备各种装备给养。虽然城邦在后来的繁荣和危机时期也吸收非公民或雇佣兵入伍，但公民兵始终是军队的主力。所以公民集体、公民大会和公民兵实际上是同义语。这表明，城邦的国家机器虽与一部分社会成员完全脱离，但与公民社会尚未明显分离（在寡头制贵族制城邦脱离程度较深，在民主制城邦脱离程度较浅），国家同公民集体不仅不是统治和被统治关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回事。  
　　此外，城邦内没有独立的僧侣集团和神庙单位，没有古埃及、两河流域那样的神庙经济。总之，城邦制度的可贵之处，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所在，就是它为统治和奴役同一集体的成员设置着许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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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古风时代 三 斯巴达国家的形成和早期发展
  
斯巴达国家的形成斯巴达所处的拉哥尼亚地区三面环山，一面邻水，中间是小平原，欧洛达河自北向南流经其间，斯巴达人的5个部落便座落在河谷的中部地段。斯巴达的名称来源不清，可能出自古希腊语“斯巴托斯”，意思是“西班牙的金雀花”；也可能出自古希腊语“斯巴台”，即“播种地”或“散居地”之意。由于河谷地段又称作“凹陷的拉凯戴梦”，所以斯巴达的别名又叫拉凯戴梦。起初，斯巴达人只有3个血缘部落。约在荷马时代末期发展出5个地域部落，人称“奥伯”。5部落有统一的管理机构民众大会和贵族元老会议，并有部落联盟的总负责人巴赛勒斯（王）。  
　　公元前80O年至730年，斯巴达人逐渐征服了整个拉哥尼亚地区，迫使被征服的居民向其纳贡。这些被征服者因为居住在斯巴达的左邻右舍，所以被称作庇里阿西人，意思是“居于周围地区的人”，又称边民。后来，居住在南部沿岸希洛斯城的边民不堪斯巴达人的压迫而发动起义。斯巴达人将起义镇压下去之后，变希洛斯人为奴隶。从此，斯巴达的奴隶便称作希洛人，剥削耕奴的制度被称作希洛制，斯巴达人的部落管理机关也在这种由征服产生的阶级对抗中转化为镇压被征服者的暴力机器。  
　　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由于斯巴达人本身阶级分化加剧和人口的增加，土地问题十分突出。为了解决土地的不足，斯巴达一方面向海外移民，把部分无地平民派往南意大利，建殖民城邦塔林敦；另一方面越出拉哥尼亚，西侵美塞尼亚，史称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约公元前740—720年）。斯巴达占领了整个美塞尼亚，把属于同族的美塞尼亚多利安人也变成希洛人，把侵占的土地在斯巴达公民与参战的庇里阿西人之间进行分配，①公民分得平原地带的好地，庇里阿西人分得山地。这场战争缓解了斯巴达公民间的矛盾，建立起稳固的小土地占有制，但却加剧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间的斗争。约公元前640—620年，美塞尼亚人发动声势浩大的起义，史称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予斯巴达以沉重打击。在这种尖锐的阶级对抗中，斯巴达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造活动，形成层次分明的阶级结构和一整套暴力机器。历史上把这一系列改革的成就归于斯巴达王吕库古，①并为他树起神坛加以顶礼膜拜。

　　阶级结构斯巴达社会由3个阶级组成：  
　　1.奴隶阶级，即希洛人，人口20—30万，以家庭为单位固着在斯巴达公民的份地之上。每一斯巴达公民有7户希洛人耕奴，每户希洛人每年向份地主人交纳约一半劳动产品。希洛人属于国家，占有者不能随意买卖和杀害他们，但国家却有生杀予夺之权，可定期秘密屠杀希洛人中的体格壮健者，以消除隐患和收取震慑之效。除交纳实物外，希洛人还需平时服侍主人，战时为主人充当驮运行李、辎重的“牛马”，穿有特殊标志的服装，随时供斯巴达人取笑、驱打、作贱。所以古希腊人一致认为，希洛人是希腊最痛苦的奴隶。  
　　2.小生产者阶级，即庇里阿西人，是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人口约10余万，居住在山区和沿海地带的村镇中，主要从事农业，少数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出于防止公民两极分化的目的，吕库古严厉限制境内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因此庇里阿西人从事的工商业仅限于满足国内对手工劳动工具、武器、用品的基本需求。庇里阿西人有权占有土地和其它不动产与动产，在自己的居住区内实行自治，但需受到斯巴达派出官员的监督，并承担纳贡和服兵役的义务。  
　　3.奴隶主阶级，即斯巴达公民。在公民内部虽有平民和贵族之分，但公民整体却是不劳而获的奴隶主阶级。他们人口约4、5万，成年男性最多时仅9000至10000人，完全脱离生产，专事军训和政治、宗教等活动，彼此之间财产差别不大，一户公民占地约20公顷，7户耕奴只能传给后代，不能买卖转让，即令国王在经济上也并不比平民富裕多少，且要承担更多的公共义务。因此斯巴达人把自己镇压希洛人和庇里阿西人及调解公民内部关系的国家称作“平等者公社”。这是世界史上第一个以有限平等为公开标志的国家。  
　　斯巴达的这种阶级结构并不是它独有的现象，在帖撒利和克里特也很盛行。  

　　政治制度1.双王制。双王制是斯巴达独具的制度，起源不清。双王继承了部落领袖的军事统帅，大祭司和部落行政领袖的职能，但权力受到极大的压制，实际只是两位国家高级公职人员。他们出自两个世袭的王族，具有同等权力，可任职终身。战时一王率兵出征，另一王便留守国内。在将兵期间，国王及其手下跟随享受公费待遇，而公民则需自备粮草。除这类优待及可占有较多土地外，国王在公众面前出现时，公民需起立表示尊敬，（但直接代表公民集体的监察官则可继续端坐椅上）。至于重大决策的权力则属公民大会，双王个人意见通过与否取决于公民的选择和国王个人的影响力，与王权无关。双王还是30人的元老会议的成员并一度兼主持人。为防止国王可能的专断倾向，国王与监察官需每月交换一次誓言，国王发誓依法办事，监察官保证在国王信守诺言的情况下保证国王的权利不受侵犯。一旦国王触犯法律，监察官有权代表公民逮捕国王。此外，双王还有非常有限的司法权，死后可享受举国致哀的殊荣。①  
　　2.元老会议。由28名年龄在60岁以上的公民和双王组成。元老也为终身职。吕库古改革前，挑选元老权可能属国王，元老出身贵族。但吕库古把选举权下放给公民大会，高贵出身不再受到强调，选举程序如下：公民大会选出若干仲裁人员，然后将他们关闭在会场上的一所黑屋中，隔断与外界的视觉、人员接触。随后候选人默不作声从公民面前走过，持赞同态度者发出欢呼声。屋内仲裁人员根据呼声的高低确定候选人当选与否。这种颇为原始的选举方式杜绝了舞弊，体现了对候选人机会均等的原则。元老会议在决策中拥有创议权，对各项政策的通过具有很大影响，但议案决定权属公民大会。元老会议还有司法权，负责审判凶杀案件，有权决定王室婚姻和继承事务。在古希腊人看来，这一机构是国王和公民大会之间的缓冲器，以避免政体在王政和民主制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  
　　3.监察官会议。同元老会议一样是公民权力集中体现。但元老为终身职，易形成自身利益，因而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而监察官每届任期一年，不限出身，年满30至60岁的公民均可当选。监察官在任期内每日均有例会，是民意的更直接体现，公民大会治权的延伸。其职能相当广泛。他们是整个公民社会生活的监督者，对任何违犯吕库古立法的公民进行惩罚，有权代表公民指控国王，中止公职人员的权力，负责日常民事诉讼。监察官实际象是国家日常生活中的警察首长，负责内部安全，包括指挥对希洛人的迫害。在战争期间，他们负责动员公民应征，任命3名公民作为国王卫队的长官。国王出征，需由2名监察官随同，负责军纪的维持。自公元前5世纪始，监察官的权力日益膨胀，发展到主持元老会议和公民大会，成为最高公职人员。①  
　　4.公民大会。由30岁以上的公民组成，每月召开一次，负责批准元老会议起草的政策法案，选举或认可国王、元老、监察官、低级行政官员和军事指挥员，决定宣战、缔和、加盟等事务，是新兴的国家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普通公民在大会上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无创议权和辩论权。他们仅听取元老会议的报告，国王等高级公职人员的辩论，然后用呼喊方式来通过或否决议案。当赞成或反对的呼声音量相近时，持相反意见的公民需各自集中在广场一方，由监察官清点人数。  

　　军事和教育制度斯巴达国家实行极为严格的军事制度和教育制度，公民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置于国家的监督和管束之下，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成为遵纪守法、勇敢坚毅、忠诚谦恭的好公民和优秀军人。按照吕库古的规定，斯巴达婴儿刚一落地即需接受专职人员的体格检查，不合格者禁止成活。因为斯巴达人认为在体格方面有先天缺陷的生命既不利于国家也不利于自己。这样，斯巴达就成为目前已知的世界最早的实行优生优育政策的国家。经体检合格的婴儿，在7岁前由母亲抚养，重在体质和意志训练，如用烈酒洗澡，不许挑食，置于黑暗的屋内培养忍受孤独和黑暗的能力。7岁开始进入另一年龄段，从此离开母亲，编入名叫“阿哥拉依”的儿童团，集体食宿，打赤脚，睡芦席，衣仅可蔽体，食只可裹腹，每日习武，但读书写字不受重视，只求初步识字便可。20岁起，斯巴达男子进入正规军训，成为士兵，一直服役到60岁止。在30岁时可以结婚，但没有真正的家庭生活。婚后仍需每日出操、野营、公餐。每15人左右为一组，人称“菲迪提亚”，自带食品，共同会餐。战争时，菲迪提亚就是一个小战斗单位，朝夕相处的友谊转化为生死与共的战友之情。①在这种严格的制度之下，斯巴达公民没有自由和闲暇，国内既无市场也无剧场，只有现役和非现役军人和座座军营，斯巴达军队因此长期称雄希腊战场，并且充满自信地拒绝构筑城墙。在公元前6世纪末，斯巴达成为地区军事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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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古风时代 四 雅典的兴起

阿提卡的统一与贵族国家的建立雅典位于中希腊的阿提卡半岛，境内的山岭将半岛分割成3个相邻的小平原，阿提卡平原居其中，适于农业发展。半岛西岸有适于航海业的良港派里厄斯、法利尔等。山区虽然瘠薄多石，但盛产优质陶土，还蕴藏着为希腊建筑艺术所需的大理石和银矿，这有利于雅典人在农业基础上发展手工业和商业。  
　　早在成文史前阿提卡就有人居住。在迈锡尼文明时期，这里曾兴起过一个小王国，但随着迈锡尼文明的崩溃而消失，进入荷马时代，阿提卡居民分属4个相对独立的部落，①互相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大约公元前9世纪末或8世纪初，纷争不已的4部落被政治强人统一了起来，后来的雅典人把一个叫作提修斯的王作为统一阿提卡的英雄。  
　　相传提修斯以雅典为中心建立了中央议事会，将各部落成员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3个等级，承认了社会分化和分工的现实，并规定只有贵族才能担任社会公职，如宗教和行政官职，这样就使氏族部落管理机构正式变为贵族独占的国家机构，形成了以国王为首的贵族国家。①约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雅典设立了终身执政官职务，由3人组成，表明王权的衰落，约公元前753或752年，又设立了非终身制的执政官职。随后的逻辑结果便是废除王政，在公元前682年建起贵族共和国，执政官扩大为9人，任期一年。离任执政官自动进入贵族会议。该机构实际把握着国家权力，直接任免执政官和下级官员，决定政策导向，议员皆为终身职，而公民大会只是贵族政治的附属物。  
　　梭伦改革古风时期是新旧交替时期，原始公有制剧烈瓦解，私有制逢勃发展，各地都出现平民与贵族围绕土地和债务的尖锐斗争，雅典也不例外。贵族不断利用自己的政治、经济优势侵吞平民的土地。欠债的农民如不能按时还债，其抵押的份地就归债权人支配。如果份地不足以抵偿债务或用人身抵押的债务人未能还清债务，其家人及自身就会成为债权人的奴隶，甚至被卖到国外。未变为债奴的失地农民被迫成为富人的被护民和六一汉，为富人耕种土地并将1/6的收成交给土地的主人。①这种现象在公元前7世纪末叶空前严重，农民抵押土地的债碑在阿提卡比比皆是，平民和贵族的矛盾尖锐化，社会动荡不安。公元前632年，一位富有野心的贵族青年基伦利用形势夺取政权，建立个人统治，但失败被杀。公元前621年，执政官之一德拉古编定严苛的成文法，以加强贵族的统治。公元前594年，平民准备以暴力推翻贵族政权，内战一触即发。在危急的关头，梭伦被选为拥有立法和改革现存制度的非常权力的执政官，受命调停矛盾。

　　梭伦虽出身贵族，但家财中等，向来不满为富不仁的行径，同情平民的遭遇。他上台之后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平民的改革，内容包括：1.颁布“解负令”，废除一切公私债务，拔除到处竖立的债权碑，禁止以人身作为借贷抵押，因欠债而被抵押的人予以解放，赎回卖到海外的雅典人。2.为防止土地再次集中，规定公民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即限田措施。（因史料不足，未留下限田的具体数字）。3.按财产多少划分公民的等级并规定相应的义务和权利。第一等级为500斗级，凡地产收入在500斗以上的公民均列入此级。第二等级为骑士级，指地产收入在300斗至500斗之间、拥有养马能力的公民。第三等级称双牛级，地产收入在200至300斗之间。第四等级为雇工级，系年收入在200斗以下者的少地公民，经常受雇于他人以弥补地产的不足。四等级公民各自的人数不详，从后期史料推测，前两个等级为富有者，人数不到千人。后两个等级约3万余人。按地产收入划分等级说明雅典公民成分比较单一，基本是土地所有者。国家的高级官职由头两个等级的人担任。第三等级可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只有公民大会的参与权与选举权，以及民众法庭审判员的被选举权。但富有者担任高级官职的权利是同负担较多的社会义务联系在一起的。头两级公民需置备较昂贵的骑兵装备，在其它公共义务上，如节庆活动和建造军舰等事务上都要承担较多的份额。第三等级的军事义务是担任军队主力重装步兵，同样要自备武器与粮草。第四等级只担任轻装步兵和水手。4.设立新的政府机关400人议事会和新的司法机关民众法庭。400人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前3个等级的公民具有当选议事会成员的资格，民众法庭则对所有公民开放，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司法机关。此外，为了解决人多地少、就业不足的问题，梭伦打破社会流行的轻视手工业、商业的思想，提倡公民的后代学习手工技艺，鼓励外邦工商业者移居雅典，确立财产自由转让的原则。①  
　　梭伦改革对雅典历史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改革是雅典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消灭了债务奴隶制，恢复并稳定了独立的小农经济，缓和了公民社会的矛盾，为雅典公民集体的健康发展、形成自主独立的公民意识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基础。改革打破了贵族对政权的垄断，重新配置了国家权力，提高了平民的政治地位，使普通公民能够参与决定国家命运和自身利益的政治活动，从而增强了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使政体向着民主制方向发展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改革采取与斯巴达截然不同的措施，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为雅典的经济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可以说没有梭伦改革，就不会有雅典的民主政治，不会有雅典经济和思想文化的繁荣。  
　　梭伦信奉温和、适度的中庸哲学，在改革中从公民整体利益出发，不走极端，对平民和贵族的要求既满足又不完全满足，用他个人的话说就是：“我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即使是那些有势有财之人也一样，我不使他们遭受不当的损失。”①他拒绝了无地、少地公民要求重分土地的激进要求，使前两个等级的富人仍然在国家机关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因而他只是缓解却没能消除公民集体中的深刻矛盾。  

　　毕西特拉图家族的统治梭伦改革之后，雅典政治斗争仍在继续。有两年因派争过于紧张，竟未能选出执政官，史称“无政府年”。各种力量经过分裂组合，逐渐在公元前560年左右，形成了三个政治分野明显的派别——平原派、山地派和海岸派。三派名称均从各自主要成员的田产所在的地区位置而来。平原派和海岸派的土地靠近雅典城，只是后者处在阿提卡东南的滨海地区。山地派多系东部与东北部山区的公民，其领袖是出生于东部山地布洛隆村的贵族毕士特拉图。由于山地派在合法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毕西特拉妥力求以非法手段夺取政权。他先后三次发动政变。第一次政变（公元前560年）被平原派和海岸派的联盟所挫败。第二次他与平原派联手暂时掌握了政权。后与平原派的联合破裂，又被赶下了台。公元前546年他东山再起，借助外籍雇佣军的力量第三次成为雅典的僭主，即成为非法获得政权的人。为了巩固个人统治，他收缴了公民的武器，建立起一支300人的私人卫队，把自己的住所安在卫城之内，成为凌驾于公民集体之上的君主。但他的统治并非君主专制，而是尽量披着合法外衣的温和的君主制。他在不损害个人统治的前提下保留了梭伦改革成果，公民大会、400人议事会、民众法庭照旧发挥效能。他对政敌取宽大态度，允许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返国。他还将流落到城市中的无地贫民送归农村，分给他们土地，并注意扶持小农，免去他们的部分欠税，设立巡回法庭，方便农民告状。他还注意发展手工业、商业，促进外贸，雅典的陶器因此流行于地中海、黑海地区，排挤了科林斯陶器。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雅典首次引进了铸币。作为这种经济进步和政治稳定的折射，雅典成为希腊诗人、学者经常拜访的地方，荷马史诗正是在这一时期的雅典编定成文。毕西特拉图的上述措施在客观上巩固了梭伦改革后形成的一整套国家制度，打击了旧贵族势力，把雅典从派争的混乱中解脱了出来，因而具有积极意义。  

　　公元前527年，毕西特拉图病逝，其子希庇亚斯和希巴库斯继位，共理国政。后滥用权力，引起公民的普遍不满。贵族出身的平民领袖克里斯提尼于公元前510年设法请来斯巴达军队，结束了庇西特拉图父子两代的统治。  
　　克里斯提尼改革在僭主政治后的雅典，贵族不同集团，不同家族的政治角逐重新活跃起来，平民和贵族的斗争仍在继续。约公元前509年，执政官克里斯提尼进行了一次重大政治改革，旨在打破按血缘划分居民单位的传统，削弱贵族在各自所在部落的政治影响。他将阿提卡的滨海、城区与内地三大地区各分成10个区建制，称三一区。每一地区各拿出一个三一区组成一个行政区，即地域部落。这样阿提卡就从原4部落的基本划分变为10部落划分，每个部落包括3个不相邻的三一区。部落的基层单位仍是自治村（德谟），当时约150到170个。每村有村长，公民登记、基层选举和征兵等事项以村为单位由村长主持进行。于是公民权和氏族的族籍失去联系。由于部落的变化，原以4部落为选举单位的400人议事会便不再适应需要，代之以500人议事会，每部落出50名代表。议事会权力增大。此外，克里斯提尼创造了独特的陶片放逐法，以民主的方法反对民主的敌人。操作程序为每年召开一次特别公民大会，讨论国内是否存在危害民主制度的公民。如果大会认为有这样的人，便召集另一次特别大会，公民可将危害者的名字写在碎陶片上。写有同一人名的陶片数量超过6千即表示多数通过，此人应被放逐国外10年。放逐期间不牵连家属并保留被放逐者财产。10年期满，被放逐者恢复公民权。②  
　　克里斯提尼改革最终结束了雅典国家政体从贵族制向民主制的过渡，从而在世界文明史上首次确立了一整套民主体制，对希腊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此外，改革对有害于公民集体团结的氏族制残余予以沉重打击，进一步巩固了城邦。从此，摆脱了内部激烈纷争的雅典在政治上经济上迅速崛起，成为希腊世界的一大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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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古风时代 五 殖民城邦的产生  

殖民运动的原因公元前8至6世纪，希腊人进行了广泛的殖民运动，殖民者的足迹遍及整个地中海、黑海沿岸，殖民成为古风时代希腊史的主要内容之一。希腊人殖民的原因是复杂的，基本动因是过剩人口的压力，迫使在本国走投无路的人们到外乡去寻找生存空间。造成人口过剩的原因有两个：人口的自然增殖与人为的土地兼并。希腊半岛同大河流域不同，耕地面积受到严格局限，而荷马时代的较平静的定居生活又导致人口增殖加快。考古材料证明在古风时代初期，许多荒芜的地区出现了村落；一些古老的居民区，如迈锡尼、提林斯、雅典，人口明显增多。新一代的公民难得在本国分得赖以安身立命的耕地，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如斯巴达的“处女之子”①们便是一例。新兴的城邦只好把多余的人口送到海外谋生。在组织殖民活动时，城邦有时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如库列涅用抽签决定殖民人选，中签者若拒绝出行将被没收财产、判处死刑。除人祸外，天灾也是促使殖民的因素之一。如铁拉岛人赴北非库列涅初次殖民时便由于连年干旱，颗粒无收。①另外，城邦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也往往携带追随者飘洋过海，远走他乡，象南意大利的列基乌姆邦便是由卡尔西斯的政治流亡者所建。①因直接商贸目的殖民的例子很少，但殖民地的建立以及城邦的形成在客观上促进了殖民地与母邦或姐妹邦的商贸、文化交往。在埃及，法老曾拨出部分土地作为希腊商人的落脚点，但此类现象极为稀少。  
　　殖民的过程及意义希腊殖民活动集中在异族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即西北和东北地区。那里的居民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较希腊落后，如西西里的西塞尔人，东北色雷斯沿岸居民和黑海沿岸的斯基泰人等。上述殖民地区有适于农耕的平原和适于人生存的水源，便于交通往来，容易自给自足。朝西的殖民始于公元前750年左右，优卑亚岛的凯尔基斯与埃列特里亚人率先在今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破土建邦，拉开了绵延两个世纪的大殖民运动的帷幕。此后，一波又一波殖民浪潮自东向西打向意大利、西西里、高卢、西班牙沿岸，一个个城邦接踵而起，其中科林斯人在西西里建立的叙拉古邦后来成为西地中海最强大的希腊人国家。东北方向的殖民约始于公元前700年，同样由优卑亚人开其先。以后希腊本土、爱琴海其它岛屿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也加入殖民行列。色雷斯、赫沦斯滂、黑海沿岸陆续有殖民者安家落户。在殖民过程中，经常出现母邦分出女儿邦，女儿邦分出孙女邦的情况。殖民者一次多则几百，少则几十，选出或由母邦任命首领，订立契约，征得神祗，携带母邦的圣火，然后才踏上殖民的路程。有时几个城邦联合行动，事先设计好在殖民地实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如权力和土地的分配。殖民者在契约基础上形成的集体就是新邦的公民集体，同母邦一开始就脱离了政治隶属关系。母邦与女儿邦、孙女邦的密切关系主要限于血缘、宗教和其它思想文化以及商贸联系。至公元前550年左右殖民运动结束时，共约44个城邦的公民在异族境内建起139个殖民地，环绕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  
　　对于希腊人来说，殖民等同于一次地理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希腊世界的范围，开阔了希腊人的眼界。从此，希腊本土与整个地中海、黑海地区成为一个有密切文化联系的整体。殖民还使希腊本土的社会矛盾有所缓解，导致大批新城邦的形成，扩大了希腊城邦之间的经济往来，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奴隶的外部来源。但另一方面，希腊殖民也伴随着侵略和暴力，殖民者的成功是建筑在当地土著居民痛苦基础之上的。  

　　①希腊传说中的克里特国王。  
　　②与后来的斯巴达同名不同国。  
　　①  
　　②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数字不准，因王宫规模不足以容纳如此多的奴隶，但奴隶的数量相当多应该说没有疑问。  
　　①“古风”和“古典”之说均出自希腊美术史中的术语，因为这两个时期的作品风格保持着古朴到古典的连续性。对这两个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亦可作如是说。  
　　①见赫希俄德：《工作与时日》，商务印书馆，1991年。  
　　①过去认为铸币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系由小亚细亚传入。经近年来考古发掘，证明希腊铸币出现时间较原说法要晚后。  
　　①城邦概念出自国外对“波利斯”的译名之一“城市国家”。这一译名并不准确，因为希腊存在不少没有城市的“波利斯”，如斯巴达和一些位于弗西斯和阿卡狄亚的小国。此外，城邦只反映外部特征，易同古代东方的早期国家以及中世纪的城市国家混同起来，抹煞不同地区早期国家的不同内部特征。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波利斯”就其政治意义而言首先是指高于家庭、村落、部落之上的特定人群的联合体，即公民集体。它首先是指人而不是诸如城市之类的物，城市含义是“波利斯”内涵外延的结果，所以希腊人把无城市中心的斯巴达等国家也称作“波利斯”。只是由于城邦概念已沿袭多年，因此在了解上述不足的情况下本书仍使用这一概念，以免引起混乱。  

　　①征服形成的城邦例外，如斯巴达、克里特岛、帖撒利的一些邦。  
　　①包括富有的大奴隶主。  
　　①斯巴达国王为终身职，具有立法职能的元老也是终身职。  
　　①见普鲁塔克：《吕库古传》8。  
　　①但正如普鲁塔克所说：关于“吕库古的事迹，真是没有一件是没有争议的。他的出身、游历、去世的情况，尤其是作为立法者和政治家的所作所为，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叙述。”见《吕库古传》1。  
　　①参见色诺芬：《拉凯戴梦人的政制》13—15。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第159—161页。  
　　①关于监察官的情况，见普鲁塔克：《吕库古传》，7。  
　　①见色诺芬：《拉凯戴梦人的政制》，2—4；普鲁塔克：《吕库古传》14—16，19。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译：《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第165—171页。  
　　①见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片断5，载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下），第325页。  
　　②普鲁塔克：《忒修斯传》（旧译《提秀斯传》，24—2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5—6；2，15，1—2。  
　　①当时劳动生产率低下，1/6的剩余已为数可观。见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2；普鲁塔克：《梭伦传》，13。  
　　①关于梭伦改革的内容，见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5—8；普鲁塔克：《梭伦传》。  
　　①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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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古典时代  

古典时代（公元前5—4世纪中叶）前期是城邦的繁荣昌盛时代，后期则盛极而衰。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起点是希腊与波斯的战争。

第三节 古典时代 一 希波战争

起因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吞并小亚细亚，该地区的希腊城邦被迫向居鲁士称臣纳贡。公元前500年小亚希腊人发动起义。首义之城米利都向斯巴达和雅典等邦求援，雅典和埃列特里亚同意出兵，斯巴达却拒绝了米利都人的要求。雅典当时并不了解波斯帝国的情况，对西亚形势的变化所知甚少，只因米利都代表在雅典大讲波斯的富裕与波斯人的不堪一击而受到诱惑，再加上雅典人与米利都人有同族人的情感，于是派出20艘三列桨舰前往小亚援助。①埃列特里亚出兵则因为米利都曾军援过它，此次是为了回报，象征性地派出5条战舰。  
　　公元前499年，起义军被波斯军击溃，雅典等援军见势不妙，迅速脱离战场，返回本国，丢下起义者孤军奋战。面对波斯重兵，小亚起义各邦组建起一支353艘三列桨舰的联合舰队，坚持了5年战争，终被波斯军各个击破。公元前494年，大流士一世在小亚彻底恢复统治，小亚希腊人为此蒙受巨大灾难：许多城市和神庙被毁，男子被杀，妇女变为奴隶，儿童受到阉割。残余的居民向地中海西部逃亡，引起一次小规模的移民新浪潮。据说，大流士特别对雅典的介入恨恨不已，发誓要向尚未受到“惩罚”的雅典和埃列特里亚复仇。他的仇恨竟达到如此程度，以致每天用饭时都让仆人提醒他：“主公，不要忘掉雅典人啊！”①  
　　因此，希波战争的直接原因在于波斯对小亚希腊人的压迫以及因此引起的反抗和雅典等邦的干预，较深层的原因在于波斯统治者拓疆辟土的野心。  
　　过程希波战争从公元前492年开始，公元前449年止，大体分作两个阶段：前期（至公元前479年）为波斯的进攻阶段，后期（公元前479年以后）为希腊人的反攻和相持的阶段。  
　　公元前492年，大流士一世遣大军水陆并进，杀向希腊。中途遭受风暴袭击，陆军在征服马其顿后受色雷斯人打击，损失惨重，因而退兵。公元前490年，波斯军在雅典流亡僭主希庇亚斯引导下，乘舰600艘，取海路二度侵略希腊。先破埃列特里亚，将居民尽数掳往波斯，同年9月在隔海相望的阿提卡东北部马拉松平原登陆。  
　　雅典获悉波斯军登陆后，倾全部重装步兵1万人和少量轻装步兵开往马拉松迎战。同时，派出使者向军事强国斯巴达求援。斯巴达虽应允援助，但因刻板的习惯，必须月圆时方可发兵。雅典只得到邻近小邦普拉提亚1千重装步兵的协助，便首先发起攻击。主帅米尔提泰加厚方阵两翼的厚度，意在重点打击敌方两翼，以局部优势克服人数上的劣势。双方激烈肉搏了很长时间，波军突破对方中央，两翼却被敌击垮。雅典人和普拉提亚人在两翼得手后迅即返身夹击中路敌军，迫敌大败而逃。是役雅典军阵亡192人，波军亡6400人。大流士一世发动的第二次入侵又告失败。雅典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希腊人的斗争，原先已向波斯表示臣服的许多城邦鼓起了抗战的勇气。当公元前480年波斯第三次入侵希腊时，31个不甘屈服的城邦在斯巴达的领导下联合起来，组成10余万将士、400艘战艘的多国部队，严阵以待。  
　　波斯军由国王薛西斯亲自率领，总数约50万。②首战发生在进入中希腊的隘口铁尔摩披莱（又译作温泉关）。希腊守军仅7200人，由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统帅，血战两日，未让敌人前进一步。但波军得一彼奥提亚农民引路，迂回到希腊守军侧后，迫使大部联军撤退。坚持踞守的只有李奥尼达和300斯巴达战士以及1100名志愿人员，结果几乎全部战死。突破温泉关后，波斯人长驱直入中希腊。雅典将军铁米斯托克里说服雅典人撤出城市，3万丁壮登上战艘，家属避往邻邦。联军陆军撤至科林斯地峡，试图扼守进入南希腊的通道；海军集结在阿提卡附近的萨拉米斯湾，被迫同波斯海军展开古代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殊死决战。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白天，波斯海军统帅阵亡，加之士卒出自不同民族，语言不通，号令不齐，大批舰只在狭窄的海湾中难以调动，渐渐在以雅典海军为主的多国舰队反复打击下处于劣势，最终退出海湾。希腊人以损失40舰的代价取得歼敌舰200艘的战绩。在附近观战的薛西斯见大势已去，恐希腊人乘胜直捣赫伦斯滂，断其退路，遂留下部分军马，仓惶返回亚洲。  
　　公元前479年8月，联军11万与波军15万在中希腊普拉提亚展开陆上会战，斯巴达重装步兵击毙敌统帅，致使波军阵势崩溃，伤亡达10万之多，被彻底赶出欧洲。在陆战开始时，希腊海军远渡爱琴海，向停泊在小亚的波斯海军残部发起攻击，在米卡列海角附近全歼敌舰队。自此，希腊军从防御转入进攻，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公元前478年，斯巴达因战火远离家园，历史上又和小亚没有密切联系，同时怕将领长期在外，易染上与斯巴达道德准则格格不入的腐化作风，便退出战争，把领导权让于雅典。同年冬，主张继续作战的小亚、爱琴海岛屿、色雷斯沿岸诸邦代表与雅典代表会聚提洛岛，正式结盟，史称提洛同盟。入盟各邦原则上一律平等，在盟会上各有一票表决权。但由于雅典拥有绝对军事优势，掌握盟军指挥权，实际控制了同盟。为了共同利益，同盟在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设立共同金库，入盟各邦依本邦岁入的多少以及承担同盟义务的大小交纳盟金。不愿出军舰的城邦应纳附加捐款。各邦所交盟金总额460塔兰特，由司库官（雅典人）保管。动用盟金需经同盟大会批准。  
　　公元前476年，提洛同盟舰队在雅典将军客蒙率领下拔除波斯在色雷斯的据点埃昂，展开了新同盟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军事行动。随后双方角逐爱琴海霸权，互有胜负。公元前454年，盟军海军在尼罗河口损失军舰200余艘，提洛岛暴露在波军威胁之下。雅典把同盟金库从提洛岛移到本国卫城。在此期间，一些城邦试图退出同盟；遭到雅典镇压。同盟至此成为雅典控制外邦的工具，盟金转变为雅典的财政收入。  
　　公元前449年，雅典与波斯都苦于难以彻底战胜对方，不得不握手言和，签署协定。波斯放弃对爱琴海的霸权，允许小亚希腊城邦独立，即承认雅典的势力范围。作为回报，雅典不干预波斯对其属地的统治，不再插足埃及事务。因雅典谈判代表是卡利阿斯，因此这次和平协定又称“卡利阿斯和平”。希波战争实际以希腊、尤其是雅典的胜利而告终结。  
　　希腊胜利的原因和意义希腊所以取得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因在战争的初期阶段，希腊人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而波斯军的大多数是被征服、被压迫民族，因胁迫或雇佣而参战，故作战消极。希腊军在士气上胜过波斯军。另外，在几次大会战中，希腊将领在指挥、布阵方面具有优势，希腊士兵的重武装较波斯军的轻装更适于集团肉搏战。波斯军劳师远征，天时多次不顺，后勤供应困难。总之，波斯的失败有着必然性和偶然性。  
　　希波战争对波斯帝国来说是衰落的转折点，从此帝国失去了扩张能力。但战争为希腊一些城邦创造了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资金、劳动力来源和社会需求，使希腊的经济和政治趋向极盛。战争还极大地改变了希腊邦际政治关系。斯巴达一家称霸的局面被打破，雅典从一个屡受斯巴达干涉的二等国家发展成为与之相竞争的地区霸主，其附属国遍布爱琴海和希腊本土，最多时达200多个。战争还促进了希腊城邦政治的发展，雅典第四等级公民广泛在海军服役，为战争做出巨大贡献，从而提高了政治地位，促使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随着雅典霸权的确定，雅典式的民主政体在其附属国广泛传播，对寡头制和贵族制以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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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古典时代 二 古典时代的社会经济

古典时代希腊社会经济的突出特点是发展的极不平衡。一方面，在少数城邦中手工业和商业得到相对高度的发展，奴隶劳动被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另一方面，多数城邦仍保持着古风时代的面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继续占有优势地位。  
　　农业城邦保持着农本的特征，农业在古典时代仍是经济的主导部门，土地所有权和公民权继续保持着必然的联系，大多数公民居住在农村，这点在北希腊的帖撒利、中希腊的彼奥提亚、南希腊的大部地区最为明显。在一些手工业和商业得到高度发展的城邦，如雅典、科林斯等，情况也如此，只是程度有所差别而已。  
　　在土地关系方面，中小土地所有制仍占压倒优势，所以古典时代的大部分时期是城邦的上升和稳定期。以雅典为例，由于希波战争的胜利，海外军事殖民点的开辟以及国家经济条件的改善，生活小康的第三等级公民的人数由战争初期的约1万人增加到公元前430年的2万人，③在工商业较发达的城邦，土地私有制也相对发展，因此形成了一些相对大的地产，如雅典著名政治家客蒙和伯利克里都是比较大的土地所有者。在经济落后地区，土地所有的情况不尽相同。斯巴达和克里特的一些由多利安人统治的城邦保持地产基本平均的状态，在北希腊帖撒利则流行着贵族的大地产。除了大小不等的私有土地之外，希腊许多城邦还存在一定数量的公有地。如雅典国家直接控制着林地和草场。每个村落也有自己的小片公有地。  
　　在规模不等的公民土地上实行不同经营方式。在帖撒利的大地产上，类似斯巴达希洛人式的依附农民（派奈斯塔依）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耕作。他们是被征服者，每年需向地产主交纳部分收入，并负有随主人出征的义务。在雅典，拥有较大地产的公民多是旧贵族后裔。他们的经营方式不详。从现有史料看，有的所有者住在自己的地产上，直接管理地产上的经济活动，如客蒙。也有的交给奴隶管家经营，如伯利克里的地产便由其奴隶埃万格尔管理，产品运往城市出售，但产量和收入并不多，甚至不够伯利克里政治活动的需要。至于其地产上的直接生产者的性质，目前并不清楚。当时雅典农业领域既使用奴隶也使用雇工以及承租人的劳动，因而这三种形式均可能存在。  
　　独立的公民小块地产的经营方式因国家的具体条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斯巴达、克里特等地，小地产主仍然是小奴隶主，残酷地剥削耕奴的劳动。在雅典和多数城邦中，独立的小生产者及其家庭成员是辛勤的耕耘者。  
　　国有土地通常用于出租。比如雅典的公有地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经常来源之一。承租期一般为10年，承租人在每年第九届五百人议事会主席团任期里上交租金。村级单位所有的土地也可出租，承租期限有长有短。长期承租期可达40年不变。租约的签定有一定的程式，承租人需交纳押金或某些个人财产作为抵押，租佃者应负的义务至少包括按时交租、不得砍伐承租地上的树木、照料承租地上的建筑等。对不能按时交租者，土地所有者有权废除租约，没收地里的产品，甚至可剥夺承租人的公民权。国家的牧场也用于出租，承租一方可以是集体或个人，甚至外邦人。  
　　土地的私有制在古典时代得到了发展，但任何城邦都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可以任意支配、买卖、转让的私有权概念。在私有制发展缓慢的邦，长期保留了公民土地不得转让的禁令，斯巴达的土地制度是其典型。在雅典，私有制发展较快，早在梭伦改革之前，土地的转让即已发生。  
　　就农作物的品种和耕作技术而言，古典时代和古风时代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只有在工商业较发展的城邦，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商品性农产品的需求增多，促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作物的播种面积以及产品的处理方式，更多地种植可以带来较多收入的橄榄、葡萄、无花果等经济作物，并把剩余的产品商品化，运往城市市场上销售。在阿里斯多芬的喜剧中，经常能遇到直接出售产品的小农。  
　　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古典时代的工商业获得长足进步，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日益深化，地方性的集市贸易市场已经形成。在一些经济发展快的城邦，已完成了城市由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向手工业、商业中心的转化。  
　　制陶业是古典时代发展很快的手工业部门。陶器一直是古代人最通用的必需品，不仅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可缺少，而且还被用于保存和长途运输产品。古典时代随着城市的繁荣，商贸的活跃，陶器的需求加大，导致制陶业的兴盛。雅典、科林斯、帖撒利地区、爱琴海岛屿、黑海沿岸、西西里、南意大利的希腊城邦中，都具有自己的陶器制造业，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制陶业以手工业者个体经营为主。但在一些城市中也出现较大规模的作坊，使用几十个奴隶工匠。在制陶作坊中，已有相当细密的内部分工，有成型、彩绘、烧制工序。奴隶通常完成一些标准化的产品，需要较高工艺水平的彩陶多由来自外邦的匠人制作。公元前5世纪陶器上最流行的装饰形式是黑底红色的图象，雅典在这方面领陶器制作工艺之首，其匠人制作的所谓“红色线条风格”的陶器堪称古典彩陶的极品。  
　　手工业分工的深化不只表现在制陶业中，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各个手工业部门都有类似的进步，出现专业化的倾向。在阿里斯多芬的喜剧里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手工匠人，如铁匠、石匠、鞋匠、鞣革匠、珠宝匠、织匠、地毯匠、擀呢匠、梳毛匠、木匠、制砖匠、干酪师、面包师、磨面师等等。有的铁匠专门制作武器，有的专门制作农具。除陶器作坊外，还有武器作坊、家具作坊等。